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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人口与发展专家论坛综述

时间:2017-07-12 来源:中国人口学会

        为了充分掌握京津冀人口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有效推进北京人口合理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人口与经济》编辑部与中国人口学会学科建设与期刊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京津冀人口与发展专家论坛”于2017年6月23日—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国内研究领域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


京津冀人口与发展专家论坛会场

        论坛开幕式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童玉芬主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杨开忠教授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分别致辞。杨开忠校长向莅临此次论坛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翟振武会长肯定论坛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指出京津冀的人口与发展问题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京津冀人口与发展专家论坛会场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分四个阶段进行。论坛主要围绕京津冀人口空间布局、人口流动与配置、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特大城市人口调控以及雄安新区人口发展的展望等议题展开。

        第一阶段论坛由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主持,杨开忠校长、封志明教授、李建民教授和李国平教授分别做了发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开忠校长对京津冀城市群和世界两大城市群进行比较,从城市化发展模式,就地吸纳人口数和社会事业发展平衡性等三方面指出三大城市群的差异和京津冀城市群未来人口疏解的方向。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封志明教授从本地与周边地区的人口规模变动、基于人粮关系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和基于人水关系的水资源承载力三个层面对雄安新区的人口问题深入研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优先编制新区人口发展规划,引导人口合理布局。二是统筹雄安新区城乡规划,提高新区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三是有计划实施流域内与跨流域调水,增强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建民教授以“北京的瘦身与首都的分身”为题对北京人口疏解提出独到看法。他认为,北京市的人口疏解取决于市场机制和国家意志的综合作用。北京之所以成为超级“大胖子”源于经济的强大虹吸效应、外溢效应的阻遏、京津冀的区域“合作”以及“首都经济圈”之梦等四个原因。因此,北京市的人口疏解需要“瘦身”和“塑性”两把手术刀。“瘦身”依托雄安新区的政策性迁移实现,“塑性”需要市场力量的自发调节。同时,雄安新区的设立不仅对北京市人口疏解具有调节作用,还对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格局产生影响。未来需要处理雄安与保定的地域分工关系,才能实现“副首都”的迁移目标。北京大学中国城市管理研究中心李国平教授以“京津冀地区人口空间布局优化”为题汇报研究成果,他首先介绍了京津冀的人口空间布局与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提出了调控人口空间布局的五个对策。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确定京津冀人口空间布局优化方案。二是引导人口优化稳定区的过剩人口向人口重点集聚区和适度增长区转移。三是挖掘环境发展潜力,扩展京津冀人口增长空间。四是优化区域产业功能布局,助推京津冀人口均衡发展。五是合理引导北京人口流动,促进形成人口均衡分布格局。


杨开忠校长发言

        第二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刘爽教授主持,王广州研究员,段成荣教授,陆杰华教授,童玉芬教授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就“雄安新区城市人口规划目标与首都人口疏解”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雄安新区为人口流出地,人口自然增长率超全国平均水平,面临城镇化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和年龄结构轻的现实特点。因此,未来增加雄安新区的人口规模需要考虑现实区情,以高收入作为引人策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段成荣教授以上海浦东新区模式和广东深圳模式的经验为例,说明雄安新区建设需要防止流动人口增长过快增长,带动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长的风险,建议北京市政府借鉴华盛顿—费尔法克斯模式合理调控雄安新区流动人口规模。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系统总结河北省人口外流的特征,说明河北省成为流入北京市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京津冀三地互为主要人口流入和流出地。考虑到流出人口主要为生存发展型,建议明确京津冀各区域功能,以产业发展、户籍改革、公务服务建设稳定河北人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童玉芬教授从地理微观视角分析京津冀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认为京津冀地区呈现中心—外围式人口分布格局,主要源于就业机会、工资水平、高校数量、医疗服务等向心力和高房价、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离心力的相互博弈。同时,地理因素对流动人口的选择体现在地缘经济联系和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方面。因此,促进北京人口疏解需在国家意志与个人选择、市场机制之间平衡。


童玉芬教授发言


        第三阶段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肖周燕教授主持,陈友华教授、王金营教授、丁金宏教授和刘爽教授发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友华教授从城市经济学视角出发,以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自贸区的搬迁失利为案例,认为雄安新区是国家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搬迁,不是市场机制自由选择的结果,倘若政策应对不科学,则可能会形成北京-天津-雄安超级都市圈,降低北京市的竞争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王金营教授认为,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低生育率的双重影响下,未来京津冀的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在当前条件下,京津冀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削弱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带来“大城市病”,必须提升技术水平,实现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丁金宏教授指出,上海已超越纽约、伦敦和巴黎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因此人口规模调控任务艰巨。但是,上海人口调控的难点在于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畸形,需要外地年轻劳动力补充,以及国家范围内推进的城市化趋势制约上海市紧缩人口规模。因此,必须以产业升级和住房管理为抓手,依托规划手段引导上海市合理调控人口规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刘爽教授认为,2300万人口上限条件下北京市人口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城市功能和战略定位冲突,旧城人口“洼地”现象,多层次就业刚性需求无法满足,原住民迁出与历史文化传承矛盾等。因此,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需要关注外城人口疏解,也需关注内城人口调控。同时,北京市的发展需要在厘清经济与人口内在联系,明确中心城区和核心区经济机构合理定位基础上完成。

        第四阶段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张航空副教授主持,彭文英教授、申玉铭教授、张耀军教授,尹德挺教授和肖周燕教授发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彭文英教授以人口布局和生态压力理论入手,构建人口生态压力指数,认为京津冀各区域人口生态压力差异悬殊,西部和北部压力小,天津生态压力大,形成了人口分布与生态系统不协调的矛盾,建议政府调整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从空间优化角度缓解人口生态压力。首都师范大学资环学院申玉铭教授从城市职能演变视角对比分析我国三个城市群的差异。他认为,京津冀各区域的城市职能不同,北京是超大型综合服务业职能城市,天津是超大型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业专业职能城市,保定、唐山、石家庄和邯郸属于大型专业职能城市。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比较,京津冀城市群的职能规模最小,职能结构不合理,中间层级城市发育较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张耀军教授研究了产业疏解对当前北京市人口调控的效果,他认为京津冀的第三产业与人口具有类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自相关属性,而北京市需疏解的行业主要分布于第三产业,因此理论上很难通过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同时,京津冀地区的人口与产业弹性系数低,也说明产业疏解对人口的带动作用尚不明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肖周燕教授采用产业转移模型测度产业转移和人口变动的关系,说明京津冀地区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差距,而不是产业转移。因此,通过产业转出疏解人口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取得预期中的良好成效,北京市人口转出还需要其他方面政策的应对。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尹德挺教授以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演变规律为例,说明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疏解应以家庭为中心。同时,京津冀城市群必然经历由单核向多核转变,因此调整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础在于平衡聚集和分散的关系,促进核心区域的行业优化,最终实现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协调发展。


李建民教授总结

        闭幕式上,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建民教授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童玉芬教授进行总结发言。李建民副会长指出,虽然论坛规模不大,但研究针对性强,讨论热烈而深入,对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人口合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童玉芬教授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会,认为学者们观点新颖,措施合理而有效,必将掀起京津冀人口问题的研究热潮,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最终实现。


(来源:中国人口学会 )